严打乡匪村霸、严惩基层贪腐，必受到乡村民众热烈欢迎。而站在基层治理的角度，任何时候除恶都是第一要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近日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表示，检察机关要做细做实检察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解决引发社会矛盾的源头性基础性问题。曹建明强调，检察机关要准确把握社会治理新的阶段性特征，加大对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力度，严惩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犯罪。
“村霸”、“乡匪”，近年来堪称高频词语，相关案例也屡见不鲜。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孟寨镇澧河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健国以“万岁”自居，对与其意见相左或稍有矛盾的村民，动辄打骂威胁，村民集体到县政府上访，而在被调查组谈话时张健国称：“别看你们正在调查我，我现在回到村里，村里的人还得喊我‘万岁’！”新华社报道，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大代表张志雄长期组织黑恶势力团伙，公开操纵民主选举，强行掌控村务公章，打跑银行行长，抢夺矿山企业，逼迁本地村民；而在河北定州市泉邱二村，村主任孟玲芬曾给新婚村民送花圈并雇佣社会人员殴打记者，被称为河北“最牛”村主任……
当下村霸、乡匪之构成，无非两类人员，一是具有官方色彩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二是宗族黑恶势力，而一个逐渐坐大的乡村黑恶势力的背后几乎都有着官场的“保护伞”。因此在最高检近年的表态中，都把严打村匪乡霸和严惩涉农领域职务犯罪、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高度关联。回顾近年来曝出的村霸乡匪大案，不难发现，村霸乡匪和基层贪腐就是同一个问题。2015年6月《人民日报》为此刊发专文称，“基层贪腐、乡匪村霸，农村这些问题中央看到了”。
    中央看到了什么？无疑是基层贪腐、乡匪村霸等问题的严重危害。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基层被架空，乃至成为私人谋取巨大利益的工具，中央政府出台的惠民利民政策被打折，另一方面，村民身受盘剥和打压，却慑于乡匪村霸的威势，敢怒而不敢言。
    因此，在强力反腐的大背景下，相关部门不忘“打虎”同时又开始紧盯祸害乡里的“苍蝇”是自然之举。具体到检察机关，2015年7月，最高检就曾经表示从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将开展为期两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涉农和扶贫职能部门、乡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村级“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会计等将成为重点关注目标，现在又强调要严打村霸，思路可谓一以贯之。
    严打乡匪村霸、严惩基层贪腐，必受到乡村民众热烈欢迎。而站在基层治理的角度，任何时候除恶都是第一要务。可以预见，从民怨极大、社会反响强烈的典型案例入手，司法机关2017年将有雷霆般的动作。
    基层治理，除恶优先，但除恶自然还不是基层治理的全部内容。人民日报刊文指出，“部分农村地区贪腐歪风盛行的背后，是农村政治生态的破坏”。直指农村的政治生态，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言。一些地方产生乡匪村霸，探究其根源，或系基层组织涣散无力，或因当地政府把“狠人治村”当作基层治理的一个法宝，如是种种，显然都是政治生态出了问题。
    如何澄清基层政治生态，逐步走向乡村善治，因为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可能会有层出不穷的各种方案。而判断方案的标准其实并不复杂，就是看其是否能够拓宽基层民众参与治理的渠道，是否有利于促使基层组织更谦卑地为增进村民福祉而服务。
    围绕这一标准，建立强力约束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制度和进一步落实村民自治宜齐头并进，其次，或许应该将建设乡村的内容从过去偏重于经济而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并重，从而革新乡村风俗和观念，彻底消除乡匪村霸产生的土壤。
    乡匪村霸的危害为举国所关注，这是基层治理的好消息，由此起步，相信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