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在逆境中坚守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并且在晚年时可以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重回思想启蒙，继续他尊敬的前辈胡适等人所做的工作，这种做法同样难能可贵。 
    文丨张弘 
    周有光先生与世长辞，作为读过他多本著作以及口述史和众多访谈录的读者，我曾在2015年年初去周先生家中拜访。纵观周先生的一生，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一再否认的“汉语拼音之父”，而是他在自己人生的多次关头，做出了最恰当的选择。对照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或入狱、或戴帽，或劳动改造被饿死整死的悲惨遭遇，周有光的政治敏感和洞识能力令人惊叹，他的人生智慧值得推崇。 
    民国期间，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周有光先生，在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学习了两年，形成了世界主义的眼光，他从光华大学毕业后，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一边在江苏银行工作。可以想见，在社会地位上，他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从底层跨入了精英阶层；在经济上，他的收入丰厚。
    在此期间，知识分子撰写批评性政论文章较为普遍，胡适、罗隆基以《新月》杂志为阵地，直接与国民党短兵相接。虽然杂志被封，但他们和《新月》同仁也并未入狱或受到其他整肃。在既无生命之虞，也无入狱之险的情况下，周有光也参与创办了《经济周刊》，并撰写过一些政论和时评文章公开发表。
    1946年12月，进入新华银行工作的周有光受公司委派，去美国纽约工作。因为三项工作都不重，他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选听了一些课。在美国期间，他还研究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及凯恩斯经济学。1949年回国后，他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向学生讲解凯恩斯经济学，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 
    回国之后的周有光与国外的亲属断绝了包括书信联系在内的所有往来。文革期间，周有光住牛棚劳动，一个造反派告诉他，你是外国回来的，我们怀疑你里通外国，可是我们仔细查了，你回国以后没有给外国写过信，所以我们不定你为里通外国。显然，这种情形并非偶然，而是周有光深思熟虑之后的主动选择，它确保了周有光没有因为里通外国而遭罪。
    1955年，周有光放弃了自己以前赖以为生的经济专业，改行研究语言文字。这种选择看似突然，却有着很大的合理性且极其明智。当时，凯恩斯经济学受到批判，周有光很难有用武之地。在“反右”运动中，上海经济学界几乎全军覆没，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被划为右派，后来自杀，周有光的一个学生王世璋也自杀了。而周有光因为调到北京研究语言文字，得以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 
    由于1949年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波谲云诡，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但是，对照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遭遇，周有光受到的冲击无疑更小，只是在1966年的“文革”初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而住了一段时间牛棚，1969年下放到宁夏劳动了一年半。 
    直到80多岁之后，周有光先生才再续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公开出版图书，发表文章，做了大量的思想启蒙工作。无论是“世界公民”概念的提出，还是“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等观点，周有光在思想上都显示出青春的气息，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在他经历的清朝、北洋、民国和新中国这四个阶段。他最推崇民国，这种想法，显然早已形成，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晚年，讲出来安全无虞之后，他这才公开表达。显然，在“反右”或“文革”期间，这句话万万不能出口，否则将会引来弥天大罪。
    民国期间能够讲话的时候开口讲话，回国之后彻底与国外亲戚断绝往来，中年放弃经济学改行研究语言文字，晚年趁着思想解放的余脉，回归新文化传统进行思想启蒙……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和转折时期，周有光都作出了最明智、最清醒的选择。这样的人生智慧，不由人不惊叹。在此背后，是他对时势和大局洞若观火的把握，对个人的自身处境冷静而清醒的认识。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以此而论，周有光是真正的知者，也是真正的智者。 
    五代时期，号称长乐老冯道早年曾效力于燕王刘守光，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效力于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间还向辽太宗称臣，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四月，冯道病逝，追封瀛王，谥号文懿。后世史学家出于忠君观念，对他非常不齿，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斥其为“奸臣之尤”。但他在世时亲民济民、提携贤良，在五代时期却有“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的声望。 
    历史学家葛剑雄认为，“冯道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在我看来，周有光先生有着与冯道相媲美的人生智慧。他在关键时刻所有的选择，既保证了自己的人身安全无虞，同时也坚守了自己价值观。在他晚年的时候，以自己对中西文化的长期浸润，对中国问题洞若观火的剖析，以及过来人的亲身经历进行思想启蒙。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对于中国融入现代化大潮的呼吁，激励了几代知识分子。与其他启蒙者所不同的是，由于他年高德劭，其言论不仅仅是书本知识的吸纳和重述，更重要的是融入亲身见闻和实际体验。正因于此，他的言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穿透力，其观点和主张也更具说服力。也正因于此，几代知识人从他那里获得了启迪和力量。
    朱学勤先生曾说，“中国是个磨练人耐性最好的地方。”在我看来，顾准、遇罗克、林昭等知识分子固然难能可贵，堪称民族脊梁。但是，如果人们不以苛刻的眼光要求知识人凭一己之力以身抗暴，周有光先生在逆境中坚守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并且在晚年时可以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重回思想启蒙，继续他尊敬的前辈胡适等人所做的工作，这种做法同样难能可贵——正如苛责冯道的欧阳修、司马光也不能否认，冯道生前做了很多的好事。在可歌可泣的思想先驱和杀身成仁的烈士之外，周先生提供了另外一种可借鉴、可操作的人生经验。
    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孔子还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于身处动荡年月的知识人而言，坚守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念并坚守道德底线，危行言孙已经殊为不易。然而，类似冯道、周有光这样具有人生智慧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太多。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全面控制了社会，并且对个人造成巨大压力的政治制度。80年代的改革开放获得普遍的支持，原因也正在这里。 
    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很吊诡的现象，一些学者、文化人或文艺工作者到了老年才开始说真话。除了周有光之外，还有逝去的巴金、李慎之、韦君宜、赵丹等，以及健在的何方、资中筠、江平、李步云等等。这些老人虽历经坎坷，但不改初心，以一生的知识积累和长期思索，以及自身的切肤之痛，为他们挚爱的国家和民众发挥着光和热。显然，人到老年顾虑更少，因言获罪的几率也降低了很多。然而，在很多时候，思想与真理需要更多的相互激荡才能熠熠生辉，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需要把把过多的精力和时间消耗于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问题上，大多数时候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直到老年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国家的创造力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