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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基本知识
古籍基本知识 什么是中国古籍? 典籍、载籍、书籍是一个概念吗? 简单说,这三个称谓是同一概念,但出典各不相同。《孟子·告子下》说:“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此处的“典籍”,汉赵岐注曰:“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即关于先祖法度的文字记载。《尚书序》称:“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后汉书·崔寔传》说皇“少沈静,好典籍”。这两处的“典籍”,就是书籍的意思了。《史记·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后汉书·班固传》说班固“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这里的“载籍”也是书籍的意思。“书籍”则是为了传播知识、介绍经验、宣扬思想、阐述主张,通过思维创作、用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书写、刻印在一定载体上的著作物。因此典籍、载籍、书籍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本质上没有区别。
中国书籍史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叫初期书籍阶段,一个叫正规书籍阶段。这两个阶段中,书籍的制作材料有所不同,也有交叉。所谓初期书籍,是指早期文字记录,或者说是档案材料,例如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早期石刻资料等。这些东西,说它是书籍,却又缺乏正规书籍的完整内涵;说它不是书籍,又是当时人们思想支配下人类活动的忠实记录,具备了书籍的某些特征和因素,因此在书史研究中被称为初期书籍。
甲骨文:我们将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书。100年来,我国先后出土甲骨多达十五六万片。这些龟甲和兽骨多用于占卜,上刻卜辞,少数甲骨上还有历史事件的简单记载。这些甲骨依次排列,串连成册,刻意收藏,内容和形式都具备了书籍的某些内涵和特征,因此书史研究界将甲骨文书视为中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青铜器铭文:铸造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也称“金文”。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其主要成分是铜,因铸造时加入一定比例的锡,铸造后呈青灰色,故称为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器皿,叫青铜器。铸造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也称“金文”。青铜器在商周时期极受重视,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其他日用器具。礼器,也称“吉金”,是贵族统治阶层的传家宝。其中的大鼎被视为国家“重器”,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绝不能失掉。一旦易主,就意味着失去政权。青铜器贵重,又易于永久保存,因此贵族统治者便把需长期保存的重要文件和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以文字形式铸造在青铜器上。这就是青铜器铭文。铭文有长有短,最初只铸造器具所有者名字,后来铸造文件、记载事件,文字也不断加长,如毛公鼎的铭文多达四五百字。这些铭文从内涵到形式都具备了书籍的特点,因此被视为中国书籍的初期形态之一。 早期石刻文字与石头书:在石料上、石质器物、玉质器物上刻写文字,制作书籍。上古时代的先民有在石质材料上写、刻文字的习俗。《墨子》中多次提到将文字记载“镂之金石”,可惜我国早期石刻文字留存太少,近年发现的早期岩画,填补了一些空白,但还仍不够充分。现存石刻文字中,最早当属唐初在陕西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畴寺发现的十个形状似鼓的刻石。每个鼓身周围都刻有文字,字体属于籀文。因石头已磨制成鼓形,所以人们将上面的文字成为石鼓文。这些石鼓文是一首记颂秦襄公田猎活动的四言长诗,全文约七百多个单字。由于长期风蚀剥落,可辨认的文字越来越少。从文字内容看,虽然是歌功颂德,却是有意创作的诗篇。比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更具备书籍特质,因此历来也视为中国初期书籍的形态之一。我国古人还有往石片、玉片上刻字的习惯,例如965年出土于山西晋国遗址的侯马盟书,这些都是早期石刻石写的文字资料。后世正规书籍也常采用石头为刻写载体,如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作为读经范本,有汉代《熹平石经》、三国魏《正始石经》、唐代《开成石经》、五代《蜀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御书石经》、清代《乾隆石经》等;释家经典刻在石头上的形式有摩崖,有经幢,例如《房山石经》;唐代中叶后,有人将道家经典也刻在石头上。这些石经,都起到传播知识、宣扬思想的作用,都是有意识的创作,具备了书籍的某些特征,属于初期书籍形态之一。
什么是正规书籍,其制作材料有哪些? 书籍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它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它的物质形态。当意识形态要用文字表现时,就要面临着附材料的问题。这个被着附的材料,即书籍的制作材料。正规书籍出现之后,内容不断丰富,文字不断加长,初期所采用的甲骨、青铜器、石块、玉片等材料不敷应用,于是就出现了竹书、木简书、缣帛书。关于从初期书籍到正规书籍所使用的书写材料,春秋、战国之交的墨翟有过较为全面的阐述。 《墨子·贵义篇》中说:古圣贤王为了将治世之道传给后世子孙,以便其有所遵循,有所效法,就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 《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 《墨子·兼爱篇》中说:“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墨子的这些话,虽然不是为了阐述书籍制作材料,却是纸书出现以前我国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根据他的总结,在纸张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以前,金属器皿、石块、玉片、竹简、木简、版牍、缣帛,都充当过书籍的制作材料。纸张出现并取代上述材料成为书籍制作的主流载体,在我国历史上已经是较晚的事情了。
王充《论衡·量知》记载:“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契,木片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是竹简、木牍制作过程的粗略描述,即选好竹子后,视书籍用简长短,将竹子一段段锯成竹筒,再用刀斧将竹筒劈开,成为竹简。同理,在选好、伐倒树木后,视书籍所用简、牍的长短,先横向锯成一段一段的圆木,再纵向劈削成厚薄一致的木板,然后根据不同需要将木板裁成方版或板条。方版用于写短文,板条制成当木简。《礼记》载“百名以下书于方,百名以上书于策”,即指不足百字的短文用方木版写;百字以土的长文,方版写不下,则要写在编连成册的竹、木简上。但竹木经过简单加工后,还不能直接用于制作书籍。湿木必须背干,否则不但容易生虫朽蠢,还会干燥变形;新竹带有青皮,不易吃墨,且含有水分,也易生虫朽蠢,必须对它们进行加工处理,才能用来书写文字。西汉末年,刘向作《别录》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于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蠢,谓之杀青,亦曰汗简。”经过加工的竹、木,再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历经2000余年仍可完好如初。建国前后出土的大批竹木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缣帛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也需加工。一般用于制作书籍的缣帛,要在上面画出或事先织出边栏和界格。黑色的称“乌丝栏”,红色的称“朱丝栏”。这种加工是对竹木简册书籍的模仿。帛书的上下两道边栏,显然是竹木简册上下两道编绳的模拟;而行字之间的界线行格,则是条条竹木简形象的再现。《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汉顺帝时琅邪宫崇曾呈献一部道家作品《太平清领书》,凡一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即在洁白的缣帛上写着乌黑的文字,文字间画着朱红界行,卷首接青色绫子,绫子上用朱笔注明划分段落的小标题。这就属于极其精细的加工了,可见中国古代帛书的卷面制作已相当精美。
中国人用纸张来制作书籍,大约开始于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即公元前l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公元2世纪应劭著《风俗通义》,记载东汉首帝汉光武刘秀享国之后,把首都从长安迁往洛阳。在迁都过程中,搬运书籍的车,据说是“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这里的素书,指的是帛书;简指竹木简书;纸即用纸写的书。东汉初年从长安搬运的书籍中就有纸质书,那么用纸制作书籍至晚在西汉末已经出现。与应韵同时的刘珍所写的《东观汉纪·贾逵传》载,公元76年汉章帝刘炟命博士贾逵(29—101)讲授《春秋左氏传》。为了使其有所参照,特赐“简、纸经传各一通”。说明东汉初期的确有了纸制书籍。晋人袁宏所著《后汉纪·和帝纪》中说邓贵妃于公元102年即皇后位,下令禁止万国进贡珍丽之物,“岁时但贡纸、墨而已”。可见当时纸仍属珍稀物品。 为什么说在蔡伦之前就有了纸制书? 通常我们说东汉蔡伦(?—121)发明了造纸术,但大量出土实物证明,早在蔡伦之前中国已出现了纸。现代纸的概念,是指将植物纤维捣碎,做成纸浆而后抄造的纸。用造纸业术语说,即经过帚化过的植物纤维,才能造纸。1957年,西安霸桥砖瓦厂工地出土了西汉武帝时(前140—前87)的文物,其中就有古纸碎片。经过现代科学方法化验,发现这些古纸碎片经过了帚化,证明其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1933年新疆罗布泊也发现过古纸,质地粗糙,纸面还有尚未捣碎的麻筋儿,但也是经过帚化的麻纸,其年代大约是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即公元前49年前后;1978年又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麻类古纸。1942年,内蒙古额济纳河附近发现了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的纸,上面还写有文字。1973年,甘肃旱滩坡工地又发现了东汉时期的古纸,并写有隶体字。这些古纸的发现,都说明早在蔡伦以前中国已经有了纸,早在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中国人已经懂得用纸来制作书籍。 为什么说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 世界历史上很多技术发明,在其前都有不大经意、不太完善的演进过程。待到有人总结前人经验,择优汰劣,去粗取精,刻意加以改造,这个人往往就被说成是发明者。造纸术的发明也是如此。《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认识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看到了书籍制作材料“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的弊端,“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来造纸。“造意”二字上,说明他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改进、创新技术实践活动,并且获得了成功,成为书籍制作材料发展演变史上的里程碑。因此,虽然在蔡伦之前已出现了纸,但人们仍将蔡伦视为造纸术的发明人。蔡伦发明造纸术,除了天赋外,还是职责所系。《东观汉纪》说:“蔡伦典尚方,用树皮为纸,名谷纸;故渔网为纸,名网纸;……麻,名麻纸也。”“典尚方”是指他当了尚方令。尚方令类似于现在中央或国务院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专门负责宫中衣食住行用各方面的筹办和制造。当时的诏奏公文仍用竹木简或缣帛,一个笨重,一个贵重,不便使用,所以蔡伦有意识地改进造纸技术,拓展造纸原料,使纸从宫中行用天下。 什么时候纸取代了简帛? 根据《风俗通义》记载,大约西汉后期我国已出现了纸制书,刘秀迁都洛阳时就有“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的说法。古人虽有将缣帛称为纸的习惯,如蔡伦所说“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但帛书历来又称素书,刘秀迁都时所运典籍,既将素书、简书、纸书分开来说,这里的“纸”就不应该再指缣帛。但是纸的发展非常缓慢,直至蔡伦改进造纸技术、拓展造纸原料之后,纸书才逐渐多了起来,但此时纸仍不是书籍的主流载体。《北堂书钞》卷一百零四记载,崔瑗在致葛元甫的信中说送给他《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崔瑗(77—142),字子玉,东汉书法家,生活于公元一二世纪之间。他送给葛元甫书,并说因家贫用不起缣帛,只好采用纸写。可见当时纸来作为书籍制作材料尚不为正宗。三国时曹丕曾以缣帛书写他自己的《典论》和诗赋送给吴主孙权,而送给其臣僚张昭的则用纸抄写。这表明纸还没有取得正宗地位,同时也说明纸张确实比缣帛要便宜很多。《初学记》卷十一引《桓玄伪事》载,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说明公元5世纪初,政府才正式下令以纸代简。至此,纸张才成了书籍的主要制作材料。
纸取代简、帛充当书籍制作材料时,首先在形式上模仿简书和帛书。简书由编绳和简片编连成策,帛书的上下边栏和乌丝栏或朱丝栏的界格正是模仿这一点。纸张比帛轻软,便于裁剪也更易着墨,容易装帧成型。所以纸书在边栏、界行的描模上,仿照帛书模拟简策的形式。现存的4万余件敦煌遗书,绝大多数都画有边栏界行,正是纸张作为书籍制作材料加工的证据。在质料保护上纸书也一仿竹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蠢”的原则,在制成书籍前对纸张进行保护性加工处理,如涂布、染潢、打蜡等几种常见手法。 涂布是造纸流程中的工序之一。作为造纸原料的植物都含有果胶酸,果胶酸在造纸帚化过程中可以脱去大部分,但仍会有一部分残留。纸的老化快慢、寿命长短即取决于纸张含酸多少和空气中酸性物的侵蚀程度。古人造纸时涂布本意是在于增白,以便书写时更加自如。但其使用的白垩粉、石膏粉、滑石粉、面粉等原料,多是低碱性物质,涂在纸上后与残留在纸中的果胶酸中和,从而减缓纸的老化,延长纸的寿命。染潢就是用黄檗树茎部的内皮汁染纸。这种汁呈黄色,味苦嗅香,也是中药,可解毒清热。其中所含生物碱主要是黄连素性质的小檗碱,具有杀灭虫卵的作用。色黄,符合古代阴阳五行观念中的尚黄要求;味苦含碱,可防虫杀卵避蠢;小檗碱,亦可与残留低酸中和,起到脱酸、防止纸张老化的作用。古人还在写好的典籍上打蜡以防纸张受潮霉变,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表现。 如何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书籍用纸? 中国古来纸张的品种繁多。蔡伦造纸时,以“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为纸”。当时的布是用麻类纤维织造的布,称为麻布。敝布是破旧无法穿用的麻布。渔网也是用麻绳编织的,废弃不用时可用于造纸。麻头、破布和破渔网,本质上都是麻类植物纤维。这是我国最初造纸时使用的原材料,并沿用至今。蔡伦队造纸原料进行了拓展了,指的是他始创用“树肤”造纸。“树肤”即树皮,此举促进了皮纸的产生,同样直至今日、赓续未断。我们所见到的敦煌遗书,大部分都是麻纸,少部分是皮纸。公元9世纪李肇著《国史补》云:“纸则有越之剡藤、蜀之麻面、……韶之竹笺。”韶指今广东韶关一带,表明隋唐时期造纸原料已开始使用竹子。我国南方特别是闽、粤两省,盛产竹子,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造纸原料。直竹纸的抄造也延续至现代。还有其他一些造纸原料,但主要是麻、皮、竹二种,以及各种混料纸。总体上讲,五代之前的古书用纸,以麻纸为主、皮纸为辅;辽、宋、金、元的古书用纸,以皮纸为主、麻纸为辅;南宋、元、明、清的古书用纸,则是竹纸、皮纸并行。从地域上说,辽、宋、金、元时北方多用麻纸,南方多用皮纸;蜀、江、浙、皖、赣等地多用皮纸,闽、粤则用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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